最近，一篇由某新闻社官方账号发布的文章引起了不少讨论，标题为《王朝三百年，忽然就有了马？殷墟之谜不只甲骨文》。文章中提到，在殷墟时期的商朝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变动。文章引用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以色列学者的观点，这位学者认为，这种变动就像后来的金人掳掠北宋皇族北上一样，是一种通过武力征服所引起的文化变异。学者进一步推测，殷墟时期的王族与早期的商朝族群并不相同，前者是一支来自北方的驯马族群。这个族群可能野蛮但充满活力，他们接管了原有的早商文明，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并普及了甲骨文，还修建了宏伟的都城。简而言之，该学者的结论是：在盘庚迁都到殷墟时，北方的某个驯马部落征服了商朝，随后他们迁入殷墟，重新建立了王朝。根据这一观点，殷墟王朝的建立，实际上是由北方部落的征服所引发的，而盘庚、武丁、纣王等人，都是这个驯马部族的后裔。那么三叶草策略，这种推论是否有道理呢？这个假说背后隐藏了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？
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这个假说的缺陷。虽然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，但从多方面来看，这一说法并不成立。首先，中华史书中清楚记载了商朝的世系以及许多历史事件，而没有提到商朝王族被外族所取代的情况。更重要的是，甲骨文中的商朝世系能够与史书中的记载相互印证。如果殷墟的王朝真的是外来的征服政权，那么周朝对商朝的灭亡与对夏朝的崇拜，又怎能不提到外来征服的背景呢？更何况，周人自己非常看重强调反商的正义性，如果有外来征服的历史背景，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提及这一点。
展开剩余69%其次，从商朝前期遗址与殷墟的文化风格来看，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变化。商朝早期的文化特征，尤其是“崇鸟”文化，始终保持一致，并且“钺”依然是王权的象征。如果殷墟政权真是北方部族推翻了商朝所建立的，那么为什么这些外来征服者仍然会继续崇鸟，并且使用“钺”来象征王权呢？尤其是“崇鸟”这一文化特征，北方部落并没有理由保留这一信仰。而且，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，应该与这种图腾崇拜截然不同。
第三，商朝的墓葬习俗之一是“腰坑葬狗”，这一点在多个商朝遗址中都有发现，从早商到晚商一直延续。例如，武汉黄陂盘龙城的商朝前期遗址中，也发现了这一习俗。如果殷墟真的是一个由北方部落征服并建立的政权，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继续使用这种商朝特有的丧葬习俗呢？如果真的是外来的征服政权，他们应该会使用自己民族的墓葬方式，而不是延续商朝的风俗。
因此三叶草策略，关于殷墟是来自北方的征服政权的说法，完全站不住脚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一个“大胆的假说”，而是一个可以被称为“大胆的胡说”的观点。
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将殷墟与北方外来征服者相联系的奇特观点呢？这个问题的背后，其实更值得深思。首先，西方在研究古代历史时，缺乏足够的可信史料，他们通常依赖考古发现来进行分析，而忽视了那些充满神话和传说的古代文献。因此，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书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，认为夏商时期的史料不可信，只有通过考古才能证实。这种思维方式，甚至影响了一些中国学者，他们也开始质疑史书的可靠性。尽管史书中已经明确记录了早期商朝与殷商的继承关系，但这些观点仍然遭到怀疑。
即使不信史书，殷墟与早商的文化风格相似，也能说明殷墟不可能是外来征服政权。那为什么还会有如此“大胆的假设”呢？归根结底，这可能是“中华文明西来说”残余影响的表现。西方学者常常认为，中国文明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出如此辉煌的成就，因此，他们试图将中华文明的根源与外部的文明连接起来，尤其是与两河流域文明的联系。换句话说，按照这一逻辑，中华文明可能源自两河文明的影响，再由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服建立起殷墟王朝，这也恰好符合“中华文明西来说”的思维方式。
总的来说，殷墟作为外来征服政权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，它充满了想象和推测，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贯彻西方的历史叙事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们可以提出三点重要观点：首先，殷墟是中国商族王权的延续，这不仅仅是民族自豪感的问题，而是基于史书与考古的真实证据；其次，自十九世纪以来，西方学者一直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解构，他们试图寻找中华文明的外来根源，殷墟政权的外来说正是这一思潮的延续；最后，国内一些学者支持这一外来说，可能并非出于否定中华文明，而是受到西方历史逻辑的影响，将其应用于中国历史的考古研究。
参考资料：《王朝三百年，忽然就有了马？殷墟之谜不只甲骨文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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